音乐理论里,小调(minor key),不是大调的低配版,而是另一套平行的系统。它不更悲伤,不更软弱,只是以不同的音程关系,组织出不同的情感结构。

即将于2026年5月9日至11月22日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由策展人Koyo Kouoh担任主展策划。在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展中,她选择以“小调”作为隐喻性关键词,重新梳理当代艺术的情感频率与叙事结构。

她的原话是:“世界累了。艺术本身也累了。也许是时候了。我们需要别的什么——需要治愈,需要欢笑,需要与美同在,需要玩耍,需要诗意。”一种战略性的频率转换、刻意的结构性转向,带着某种可能,甚至是女性/母性特有的能量,以情感、感知与诗意为核心。

从111人组成的主展览名单,和99个国家馆的艺术家群体里,我们只是粗粗攫取了8组人物、9个名字。这些女性在不同的位置上,处理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对象”:权力、记忆、身体、系统、照料、叙事、技术……她们之间甚至存在内在的矛盾:结构 vs. 身体,冷系统 vs. 情感关系,日常 vs. 宇宙,档案的沉默 vs. 声音的侵入。

也许正是这种不一致,使她们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在一个被结构化、被加速、被归类的世界中,我们如何重新感知、记忆,并且——创造未来?



01 Power|权力


Koyo Kouoh,1967–2025,喀麦隆

她来自边缘,站在中心


Koyo没有作品,却是这场展览中最重要的"作者"。

Koyo的故事,从来不属于典型的艺术路径。她出生于喀麦隆,在瑞士日内瓦长大,横跨两个大陆、两种语言、两种关于“文明”的想象方式生活了几十年。她没有从艺术学院进入体系,而是从文化组织、独立出版、跨国网络开始——一步步建立一种不依赖既有权力结构的位置。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她创办了RAW Material Company——法语里,“原材料”既指未加工的物质,也暗指一种尚未被权力系统处理的知识状态。那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机构,更像一个“知识发生的地方”:展览、讲座、阅读、辩论在同一空间交织。许多后来在全球重要的非洲艺术家,第一次被认真讨论、第一次被系统梳理,就在那里。

她后来成为开普敦Zeitz MOCAA的执行总监——这是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机构之一,位于一座翻新自维多利亚港仓库的建筑内。在这个位置上,她面对的是一个比策展更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当非洲艺术以“全球南方”的名义被纳入国际艺术体系,被伦敦、纽约、巴黎的画廊和双年展展示,它究竟在被看见,还是在被重新定义、被简化、被消费?她始终警惕一种危险:被全球体系吸纳,从而失去自身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Koyo的回应是:改变进入的方式。不提供单一叙事,不追求统一的“非洲性”,允许复杂与矛盾同时存在。

威尼斯双年展,在其一百三十年的历史中,非裔策展人本就极少,而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女性站在总策展人位置,她是第一个。这个第一所携带的重量,并不只是一次象征性的任命,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谁有权定义当代艺术的议程?谁的视角成为默认视角?谁的世界观被当作普世性来处理?

她并不回避权力。她重新分配它——

她的策展方法是一种“场域构建”:让不同声音并置,让冲突存在,让全球南方不作为异域风情被展示,而是作为一种认识论立场被提出。

但在展览筹备阶段,2025年5月,Koyo去世了。

这使本届双年展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特殊的气息——它不只是一场艺术展览,也是一次哀悼,一次传递,一次对“策展本身也是物质”这件事的最直接证明。她的策展理念写进了文字,写进了空间设计,写进了艺术家选择,写进了那些被邀请来威尼斯的人身上。

“小调”这个词,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向慢档切换的邀请”——在焦虑的噪声中,调低频率,倾听那些通常被覆盖的声音。她不在了,但那个频率还在振动。

如果理解她,我们会意识到,这届双年展是一个被重新组织的现实,而作为观众,我们也被放置在这个结构之中。

科尤·科沃(Koyo Kouoh)


02 Archive|档案


Zoe Leonard,b. 1961,美国

城市日常即历史现场


Zoe拍摄橱窗、旧衣物、街头角落、被使用过的物件……那些大多数人会在步行中忽略的东西。但她的创作并不是随意的漫游。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起点。

她在纽约19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中成年。那是一个时间感被彻底打乱的年代:身边的人在消失,公众在回避,死亡正在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被忽略。那段经历让她意识到一件事:如果不去记录,某些历史会彻底消失。于是,她开始用一种近乎执着的方式,反复拍摄、收集、保存。她的项目常常跨越数十年:对同一类街头橱窗的连续拍摄、对被丢弃物件的系统性归档。这种重复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在时间的累积中,日常成为了地质层,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切片,记录着某种社会状态在那个瞬间的样貌。

Zoe是“arms ache avid aeon”集体的成员之一,这一组合以集体名义参加本届威尼斯主展——这个选择本身就有深意:在一个以“个人署名”为默认单位的艺术体系中,选择以集体的方式出现,是对作者身份的一种刻意质疑。

Analogue系列,佐伊·伦纳德(Zoe Leonard),1998-2009,街角店铺、橱窗与门面被逐一记录

她的存在,在本届展览中像一种低声的坚持。用日常的、缓慢的、重复的方式,修复那些被正式历史遗漏的缝隙。这与“小调”的核心逻辑惊人地吻合:不是宏大的宣言,而是持续振动的、低频的、不容被忽视的存在。



03 Voice|感知


Laurie Anderson,b. 1947,美国

声音,感知结构的重组


她是音乐家、作家、表演者,也是技术实验者。她的作品总是发生在边界上:音乐与叙事之间,技术与身体之间,现实与虚构之间。

Laurie出生于伊利诺伊州,接受过严格的古典小提琴训练,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雕塑硕士学位——这种跨学科背景,决定了她从来不会在任何单一的形式框架里安定下来。1970年代,她进入纽约前卫艺术圈,开始把声音、技术与行为艺术的边界系统性地模糊化。

1981年,Laurie的单曲《O Superman》,一首由合成器人声和重复性语句构成的八分钟实验曲,意外地登上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二名。不过Laurie并没有为此而改变自己的方向,也没有进入主流工业体系。她更像一个持续游离的人,始终在系统边缘做实验。

她使用变声器、投影装置、文本与电子设备,把“声音”从听觉中解放出来,变成一种空间的、时间性的体验。进入她的作品,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由语言、节奏与停顿共同构成的认识论空间:你以为你在听,但你其实是在被重新组织。

她与已故的作家和音乐家Lou Reed相伴多年,Reed在2013年去世后,她创作了多件处理哀悼、时间和意识的作品——其中包括《Landfall》,一个关于飓风桑迪、气候变化与失去的多媒体作品。这种将个人经验与宏观系统并置的能力,是她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方法。

在威尼斯,Laurie的出现像一种时间的折叠:她带来的不仅是作品,而是一整套跨越半个世纪的方法论——关于感知如何被训练,关于声音如何打开我们习以为常的封闭。

气候,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2021,沉浸式影像装置作品


04 System|系统


Henrike Naumann,1984–2026,德国

Sung Tieu,b. 1987,出生于越南,生活于德国

一次未完成的合作,一个关于缺席的展览


Henrike Naumann出生于1984年的茨维考(Zwickau),东德的一座工业城市。她的整个童年,与一个国家的解体几乎同步发生:柏林墙倒塌那年她五岁,两德统一那年她六岁。但这种统一并不是一个干净的历史断点——很多东西没有消失,而是留在了日常生活的纹理里。

在进入艺术领域之前,Henrike有过一段短暂接触德国极右翼青年文化的经历。这段经历并不是她后来的创作“标签”,但它给了她一个关键的认识入口:极端意识形态并不总是通过宏大的政治语言传播,它往往通过日常环境悄无声息地运作——音乐的节奏、房间里家具的排列方式、一种特定的视觉审美……看似无害的元素,构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结构系统。

她的作品总是“空间性的”:使用真实的家具与日常物件,重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室内环境。东德时期的客厅、1990年代的过渡空间、极右翼青年文化的生活场景。这些空间看起来并不戏剧化,甚至有些普通,有种令人不安的熟悉感。她不解释,也不指控,只是让观众站在空间里,慢慢意识到:所处的环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结果。

而看Sung Tieu的作品:金属、声音、文件、结构——一切都显得克制而冷静。她出生于越南,在德国长大,成长经验横跨冷战历史、移民身份与欧洲制度结构。她的工作核心,是让系统变得“可感”:表格、规章、行政语言、声音系统,这些看似中性的结构,实际上决定着人的处境与命运。她不直接表达情感,而是让观众进入系统内部,在克制的冷静之中,压迫逐渐显形。

两人被共同选为德国馆艺术家,是一个极具内在逻辑的决定:她们分别从两个方向进入同一个问题——系统如何塑造个体。一个从“生活空间”切入,一个从“制度结构”切入;一个处理可见的日常,一个解剖不可见的机制;一个柔软而令人不安,一个冷静而令人窒息。

但在2026年2月,Henrike Naumann突然去世了。

这使德国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从一个关于“历史残留”的展览,变成了本身就携带“历史残留”的展览。原本的双人合作,被迫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对称状态。展馆最终选择了一种方式:不试图完成Henrike的作品,不用他人填补,不将其转化为纪念性展示——而是保留中断的状态本身。

Henrike的实践,一直在处理那些“没有被历史清算干净、仍残留在日常空间里的东西”。她研究历史如何停留在空间里,而现在,她自己也以一种无法被移除的方式,成为了这个空间的一部分。

公民地面,萧崇(SungTieu),2023,装置作品

本届双年展,有两个展馆都在以“缺席”为核心叙事:一个是整个主展,来自Koyo的离世;一个是德国馆,来自Henrike的离世。这种平行,没有被刻意安排,却构成了本届最深的潜流之一:未完成的结构,是否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形态?



05 Body|身体


Adebunmi Gbadebo,b. 1992,美国

身体作为历史的不可抹除证据


Adebunmi的创作,从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开始:她自己的家族,和一段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历史。

她出生于新泽西州利文斯顿,成长于一个与美国奴隶制历史深度纠缠的文化背景中。当她开始追溯自己的祖先,她发现的是档案的空白:在奴役制度下,个体的名字、故事、身份,被系统性地抹去。历史几乎没有留下痕迹——或者说,它留下的痕迹,埋在另一种物质里。

她选择的材料,是头发。

头发是身体上最容易脱落、最不起眼的一部分,却也是最个体化的生物标记:它记录DNA,记录健康状况,记录营养与压力,记录时间。她收集非裔美国社区成员的头发——不是匿名的、抽象的材料,而是来自真实的人、真实的关系网络、带有具体情感联结的来源。这些头发被她编织、纺制、组合,形成大型装置。

黑人女性的头发曾经被剥夺——被强制剃除,被视为不文明的标志,或被迫隐藏。头发的政治性,在非裔美国社区从来不是隐喻,而是日常经验的一部分。Adebunmi的选择,因此不只是材料上的美学决定,而是一种证据学立场:有些历史是写在身体里的,无法被文字档案删除。

她的作品既温柔,又沉重。那种沉重不来自控诉的语气,而来自材料本身的重量——每一根头发,都曾经属于某个活着的人。

在“小调”框架里,Adebunmi的实践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低频:以身体材料的密度,持续发出那些正式语言无法承载的声音。

无题,阿德布米·加巴德布(Adebunmi Gbadebo),约2020s,来自她的Memorial/Soil/Hair系列


06 Care|照料


Natalia Lassalle-Morillo(与Gloria Morillo合作),b. 1991,波多黎各

当照料本身成为一种方法论


艺术体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它重视“独立的创作者”,重视从个人视野出发的“作品”,而将照料、陪伴、家庭关系归类为私人领域——温情的,但不是知识性的。Natalia的创作,从根本上挑战了这种分类。

她出生并工作于圣胡安(San Juan),在一个加勒比的文化语境中成长——在这个语境里,母系关系不只是情感纽带,更是历史与文化延续的结构性载体。她的创作与母亲Gloria Morillo紧密相连:她们一起工作,一起记录,一起讲述。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作品的背景。

她提出的问题简洁而有力:如果照料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的激进性,在于它重新划定了“知识生产”的边界。她将母女之间的声音记录、身体记忆、日常叙事,转化为可以被感知和讨论的结构——不是通过“谈论照料”,而是通过"实践照料的方式来创作"。照料,在她这里,是方法。

波多黎各的地缘政治处境,为这种实践增添了另一层张力:一个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在文化上属于加勒比拉丁美洲的地方,其历史叙述方式本就是非主流的、边缘化的,依赖口述而非文字档案,依赖关系网络而非机构记录。在这种背景下,母系知识不只是“家庭温情”,而是一种生存性的信息传递机制。

还剩下什么,娜塔莉亚·拉萨列-莫里略(Natalia Lassalle-Morillo),约2021-2022

在威尼斯,她与母亲的合作打开了一个很少被国际展览认真对待的问题:当一种知识形式只能通过关系来传递,艺术体系是否有能力接收它?



07 Narrative|叙事


Sofía Gallisá Muriente,b. 1986,波多黎各

当影像本身成为战场


在本届展览中,有不止一位艺术家在处理历史与档案。但Sofía与其他人的分野,在于她的核心问题不是“历史被遗忘了”,而是:历史从来就没有停止被主动制造。

Sofía是影像艺术家,同时也是研究者和组织者,长期与波多黎各的档案机构和社区媒体合作。她的创作几乎总是从已有的影像材料出发:新闻片段、家庭录像、政治宣传影片、被遗忘的纪录影像。但与大多数"档案艺术"不同的是,她不是在"抢救"这些材料——她是在质疑它们。

她的方法,是将不同来源的影像并置、打断、重新排列。但这种“剪辑”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叙事,而恰恰相反——她在拆解叙事的完整性。时间不再连续,意义开始滑动,观众逐渐意识到:影像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操作,它从来不只是记录现实,它在参与生产现实。

这一洞察,在波多黎各的政治处境中具有格外尖锐的意义。作为一个长期处于美国政治与文化控制下的岛屿,波多黎各的公共媒体叙事、教科书历史、甚至灾难报道——如2017年玛丽亚飓风之后——都曾经是权力角力的战场。谁能决定哪些影像被留下?谁能决定哪些声音进入档案?谁能决定“一个地方的故事”如何被讲述?

Sofía的回应,让叙事本身的缝隙可见。她的很多作品刻意保留断裂、空白、不确定性——那些”缺失",是她主动留下的空间,邀请观者去问:这里应该有什么,而为什么它不在?

与Natalia同为波多黎各艺术家,两人的实践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张力:一个通过关系和照料来传递记忆,一个通过拆解影像来质疑记忆的可靠性。同一个地缘,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立场——这种并置,是本届展览里最值得细读的线索之一。

无墓之墓,索菲娅·加利萨·穆里恩特(Sofia Gallisa Muriente),约2021-2022


08 Healing|技术,与灵性修复


Tabita Rezaire,b. 1989,出生于法国,在加勒比与非洲之间工作

当数字技术需要被去殖民化


Tabita常常被描述为“Afro-cyber-feminist”——这个词足够准确,但也容易掩盖她实践的复杂性。更精确的说法,也许是:她是一个试图在技术与灵性之间建立新连接的人——不是因为她认为这两者天然相容,而是因为她认为这两者同样被殖民历史所形塑,因此也需要被同样彻底地重新审视。

她出生于巴黎,有法属圭亚那与丹麦的血统,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获得动态影像艺术硕士学位。这个教育路径听起来非常主流,但她对这套系统最根本的质疑,恰恰在她进入它之后才真正清晰起来。

她的核心论点是:当代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工具,它们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殖民主义、冷战、美国霸权——被设计和建立的,因此内嵌着特定的权力结构。海底电缆的物理路线,与历史上的奴隶贸易路线高度重叠;数据中心的分布,复刻了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地理格局。技术,从来就不只是技术。

但她的回应不是拒绝技术,而是寻找另一种接入方式——她将非洲灵性系统、祖先知识、身体实践与数字影像并置,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连接语法:不是用灵性来“装饰”技术,而是让两者都回到各自被遮蔽的历史,重新谈判它们的关系。

一个不常被提及但极为重要的实践是:近年来,她在法属圭亚那开始建立AMAKABA——一处结合可持续农业、天文学、艺术与灵性修复的中心,并亲身参与可可农场的种植工作。似乎是一种更彻底的逻辑延伸:如果去殖民化是真实的,它不能只发生在画廊空间里,它必须发生在土地关系里,发生在食物生产方式里,发生在身体与自然的日常接触里。

高级连接,塔比塔·雷扎尔(Tabita Rezaire),2017

她在本届威尼斯展览中的作品,指向一种更长远的时间维度——不是此刻的修复,而是一种关于“未来可以从哪里开始”的提问方式。



小调不是终点,是一种频率



这9位女性,在2026年威尼斯的各个角落,以各自的材料和方法,处理同一个时代的不同面向。她们的存在,既是Koyo Kouoh策展遗产的一部分,也是对她最直接的回应。

音乐在继续。虽然常常被这个世界焦虑的噪音所淹没,但它从未停止。

小调不是弱音,不是退让。它是另一种音程关系的选择——它携带着穿透力,它在低频处持续振动,它不急于被听见,却无法被真正忽略。

这些女性,正是那个频率。








出品人:Tiffany Liu
编辑:Tiffany Liu
美术:Yuki
图片:来自网络、2026威尼斯双年展 Venice Bienn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