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浪席卷
午后的空气在朦胧蒸腾
远远地
耳边划过游乐园里的一声尖喊
无论你身处何地
无论多少年以后
你都会回忆起这个瞬间
像是踏入一片白日梦境
在游乐园,这一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临时空间,我们有机会逃离现实的规则,并借此获得更多对现实的理解。而定义着何为人类的“游戏”,无疑在艺术创造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超越单纯的游戏,自其衍生而来的诸如玩乐和实验一类的观念性探索,一直在至关重要的节点推动着艺术的发展。
聚焦以游乐园为形式、游戏为灵感的当代艺术创作,Oui Art 为你带来八组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夏天,与你一同在艺术家的创作中游园。
两座闪光的旋转飞椅,自7月14日起在北京 UCCA 美术馆的展厅以极为缓慢的速度朝相反方向旋转。与游乐园中追求速度的设施不同,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特意削弱了它们的娱乐属性:观众一旦坐上飞椅,就必须等待完整的一圈旋转完毕才能离开。
艺术家并不意在于美术馆的场域中复刻一个游乐设施,而是关注人在进入规则系统时的心理变化:犹豫、期待、意外,以及未知的身体反应。旋转所带来瞬时兴奋,转化为一种“受困”于规则而必须感受时间之流逝的体验。属于个体的经验也同时转化成具有社会属性的关系。若借用迈克尔·弗里德(Micheal Fried)提出的“戏剧性”(theatricality)观点,这一点就显得更加具体:从作品外部观看时,作为舞台布景的飞椅令参与者成为了表演者;从内部体验,参观者则既是表演者,又是观众。
“游戏”是 Carsten Höller 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也是此次个展“双”中贯穿整个展厅的主要线索之一。当观众进入《骰子(中国大理石)》(Dice (Chinese marble))内部、并将头从“点数”的孔洞中随意伸出,游戏中的偶然便唤起年幼时“探险”的身体记忆;《北京圆点》(Beijing Dots)变换的四色移动光点追踪着观众的行动,开展一场场“奖惩”游戏;游戏,将一直延续至闭馆后,《两张漫游床(灰色)》(Two Roaming Beds (Grey))邀请观众在展厅内过夜,于无意识的睡眠中,随机械床“漫游”。而在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们将看到自己的睡梦所留下的痕迹......
在卡斯滕·霍勒将游乐设施引入美术馆的白立方之前,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 1904-1988)早已探索起了儿童乐园设计师的工作。在亚特兰大,他所建造的游乐园“游戏地景”(Playscapes)正迎来五十周年纪念。坐落在皮埃蒙特公园(Piedmont Park)里的一处空地,这些五彩缤纷的软性金属与混凝土构件更像是一组空间雕塑。
野口勇的创作思路本质上是革命性的:他反对美国普遍标准化的游乐场,试图以雕塑的语言回答一个设计的问题——什么是让孩子们活动、思考和探索自然世界的最佳方式?当孩子们在这里上下攀爬,依照自身的意愿行动时,他们便是在以感官经验习得认知世界的本领。野口勇毕生所笃信的“通过玩乐企及自身的创造力,” 也在这座乐园里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
“游乐景观”是野口勇生前在美国建造的唯一一座游乐场,也是自其最初构思“乐园”以来近三十年的成果。今年4月,伴随其回顾展“我不是一名设计师”(I am Not a Designer)在高等艺术博物馆(High Museum of Art)开幕,这座游乐园也迎来了全面的修缮。那些可供攀爬的立方体、造型优雅而非对称的秋千,以及螺旋状的柱形滑梯,都被剔除锈迹、重新涂刷上油漆。焕然一新的游乐园如同刚被建造时一样简单而神秘,即使用今天的目光来看,也是那么的超前和引人入胜。
在距离意大利罗马数小时车程的托斯卡纳,法裔美国艺术家尼基·德·圣法勒 (Niki de Saint Phalle,1930-2002)为世界留下了一个疯狂而充满了魔力的伊甸园。与野口勇受官方委任实施乐园建造不同,圣法勒的花园在建设初期,算得上是一次私自破坏公共土地财产的行为。
1979年,“怪物”们开始从托斯卡纳乡野之中升起,最开始只是些巨大、形态扭曲的铁笼;它们被刷成白色——石膏覆盖在金属骨架,“怪物”变成了一具具高耸的、乳白色的幽灵;最后,它们开始长出皮肤:蓝色、橙色、粉红、疯狂的马赛克,还有令人目眩神迷的手绘纹样。圣法勒将她的艺术家、雕塑家和陶瓷家朋友们邀请到营地,当地的村民无论男女,不再好奇或抱怨“那个疯女人和她的怪物”,也开始加入其中,并肩工作。就这样过去了20年,22座源自塔罗牌大阿卡纳牌的巨型雕塑伫立起来,塔罗花园(Tarot Garden)终于在1998年建成了。
“我正走上一条注定的道路,遵循一种迫切的需要,去展示一个女人能够以如此宏大的尺度工作,” 艺术家曾在信中这样写道。在父权写就的艺术史中,她要打破女性只能做小巧雕塑的偏见,夺回建造的绝对主权——曾在斯德哥尔摩当代美术馆引起轰动的大型装置《她》(Hon),化身散落园中各处的“娜娜”(Nana)雕塑。塔罗花园是 Niki de Saint Phalle 一生的心血之作,一个供人做梦的地方,更是女性主义历史上不可忽略的“纪念碑”。
不妨畅想,把当代最有创造力的一群艺术家聚在一起,让他们合作完成一间游乐园,会是什么样的?
1987年,维也纳艺术家安德烈·赫勒(André Heller)在德国汉堡开办“露娜露娜”(Luna Luna)。就像大多数这类古早的公路沿线景点一样,乐园设置了旋转木马、迷宫、摩天轮等标志性的游乐设施,男女老少都能乐在其中。在 André Heller 看来,美术馆是小众而有知识门槛的,而游乐园是属于大众和所有孩子的。打破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的阶级藩篱,在 Heller 版本的游乐园里,塞满了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名单长得惊人——包括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共三十位艺术家。在那一年柏林的夏天,约有25万人来到 Luna Luna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座游乐园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封存进了集装箱里。
在说唱歌手 Drake 投资一亿美元的支持下,Luna Luna 在2024年重启,并于北美开启巡回嘉年华。在修复了原有“作品”之外,策展团队还委任当代艺术家创作全新的设施,许多当代表演者和行为艺术家也加入到其中。冒险还在继续,欢迎你来到“世界上第一个艺术游乐园”。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在《拟像与拟仿》(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中写下:“迪士尼乐园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呈现,目的是让人相信迪士尼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真实的。” 在此理论框架下,乐园自身不仅是虚假的美国,更是真实的美国——一个由符号建构的、“超真实”社会的缩影。
生活和工作于纽约的艺术家向惠迪(Huidi Xiang)的工作常常围绕经典迪士尼的早期动画展开,她将片中角色抑或情景转译成当代艺术语境中的装置和雕塑,试图解构“纯真”背后的隐形劳作、流行文化与社会系统等议题。
2024年的委任雕塑创作《最终,它找到了自己的朋友》逐帧拆解了《丑小鸭》电影中的场景,试图探讨寻求自我途中克服困难所需的勇气;2024年的巴塞尔个人展览项目“我做到了”(i made it.)则受到《幻想曲》的启发,展现了一个清洁后的魔幻场景:破旧的扫帚因清洁劳作而疲惫不堪,四周散落着铝合金制成的星点式的清洁特效。在艺术家所建造的“微型”乐园里,迪士尼动画在幽默而忧郁的雕塑语言中散落成符号,向观众抛去一个个关乎真实与虚构的鲍德里亚式的追问。
还记得第一次坐上海盗船时,那扬起、落下的座椅,赋予你观看四周风景的神奇角度吗?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搭乘不同的游玩“载具”,你将获得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加速、翻转、俯瞰,彻底扭曲。
在雷安德罗·埃利希(Leandro Erlich)许多的大型作品中,他都为来访者营造了类似上述游园经验的惊喜。但 Leandro Erlich 的创作动机不仅限于此,而是要通过视觉的改变与错位,促使观众怀疑和审视早已习以为常的现实。
如今收藏、展出于日本金泽21世纪美术馆的《游泳池》(The Swimming Pool),魔法般的带来了水中行走却滴水不沾的体验,一下子就令亚洲的观众们牢牢记住了这位来自阿根廷的观念装置艺术家。2004年的作品《建筑》(Bâtiment)则借用倾斜四十五度的镜子,创造出一群人悬挂在一栋豪斯曼风格的建筑外立面上的画面。今年夏天,他的同名个展正在巴黎大皇宫博物馆(the Grand Palais)进行,现场除了《建筑》,还包含另外13件宏大的装置作品。悬浮的船只、失重的云朵、无限的迷宫,形式与语境多样,理念却始终如一:“以人体的恰当尺度,建构一个类似日常世界的空间,一旦进入,便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本质。”
造访游乐园,永远都是一场旅程——你需要在园内不同的设施停留体验,在站点与站点之间,还有步行途径的风景与段落。恰如一次旅程,你无法从一个固定的位置看到《色彩即兴》(Color Jam)的全貌。穿行于其中,透视、色彩会发生改变,沿途的“站点”——路灯、店面、巴士站,你选择停留的地方,决定了你自己的体验。
以绘画装置为主要媒介之一,艺术家杰西卡·斯托克霍尔德 (Jessica Stockholder)致力于创造一种基于形式、却游离于编排之外的经验。《色彩即兴》的初心,是希望让绘画走向“身体”与“自由化”。在这个艺术发生的现场,观众每迈出一步,都在用身体即兴参与着绘画的不同切面。
利用7千余平方米大小的背胶乙烯基材料和乙烯基网格布,她在芝加哥城内的一个十字路口,将高饱和度的缤纷色块自四角的建筑立面“倾泻”至人行道和柏油马路之上。作品既在几何形式上呼应了这座城市经典的网格式布局,又以粗犷、热情的游乐感,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步入其间的路人,不仅能感受移步换景的乐趣,他们步履匆匆的身影,也成为了他人眼中作品的一部分。
谈及可供人“玩乐”的艺术作品,一个关键的问题便会浮现:艺术是否必须在严肃与可玩性之间作出选择?换句话说,有了“欢声笑语”,是否就意味着作品的深度会被消减?
的确,两者之间并非对立关系。兼顾形而上的思想性与某种“享受”,这在上述的作品中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而成立于2006年、常驻柏林的艺术团体“斯拉夫人与鞑靼人”(Slavs and Tatars)的作品《反现代的莫拉·纳斯雷丁》(Molla Nasreddin the antimodern),则是严肃与会心一笑之轻盈并重的绝佳案例。
挪用常见的儿童游乐设施弹簧摇摇马,艺术家故事新编式地讲述了一则古代中亚的寓言,隐喻现代人看似高速前进、实则混沌盲目的困境。传说中,莫拉·纳斯雷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阿凡提)脸冲着毛驴的尾巴骑驴走在路上。当路人嘲笑他骑反了,他回答道:“不,我没有骑倒,是驴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
斯拉夫人与鞑靼人为这位十三世纪的突厥哲人赋予了轻快的色彩,并为他的“玩伴们”留出了空间——孩子们紧紧抱着他那稍显圆润的肚子。这位集多重传说于一身的智者,以一种反现代的方式前行。也许我们就像他一样,骑在驴背上,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颠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