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如果你还没听说过《牛来》,你可能已经和互联网的“抽象”宇宙脱节了。这部制作粗糙但画风清奇的国产动画,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屠榜,引发集体性的行为艺术,更“一不小心”撬动了艺术史的旧案。
观众其视为“电子榨菜”,影评人疯狂猛击键盘,各大厂的品牌官号则顾不上体面,不由分说涌向这场流量盛宴。二创、模仿、玩梗。生怕晚一步就要失去那批热衷“抽象”的年轻拥趸。而在满屏“哈哈哈哈”与“看不懂但大受震撼”的评论夹缝中,一股颇为小众却让我们无法忽视的声音开始浮现:“怎么看着像马蒂斯和毕加索?”
说这话的人,未必翻过艺术史教科书。但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意外打开了一个尘封百年的暗格——那个暗格里,堆满了当年被骂作“垃圾”、“幼稚”、“完全看不懂”的画作,而如今,它们被恭敬地悬挂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C位,统称为“经典”。
我们无意夸赞《牛来》的“艺术价值”,更不打算为它的历史地位提前作保。我们想探讨的是:为什么一部如此“离谱”的作品,会人联想到那两位被写进神坛的大师?这背后,是网友的戏谑,还是审美史中某种隐秘的轮回?
不必急于指责网友“眼盲”。
只要粗略看过几眼《牛来》的片段,再回想马蒂斯的《舞蹈》或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某种奇特的“通感”确实存在。(我真心喜欢那片树林)。
首先是“笔法”上的通感:简拙、直白、不加修饰、低龄友好。
《牛来》的动画由导演信雨萌与年逾六十的母亲孙丽芳一帧帧手工打磨,线条带着明显的颤抖与“业余感”。而马蒂斯晚年那些著名的剪纸拼贴,追求的恰恰是去尽繁芜后的“纯粹简化”。毕加索更为激进,他将五官拆解、重组,在古典主义的坐标系中,挥洒那近乎孩童般的错画。
在受过严苛学院派训练的眼睛看来,两者的共性显而易见:“这我也能画。”
更深层的通感,在于“叙事”层面的反常规。
《牛来》最被热议的段落之一,是片头一只鸟在天空持续飞行五分钟,无对白、无情节。在电影工业的评判体系内,这属于“重大叙事事故”;而在行为艺术的语境中,这叫做“对观众预期的主动消解”。
这种观感,令人联想起人们初次面对毕加索《格尔尼卡》时的集体失语——变形的肢体、失序的构图、拒绝被单一解读的符号系统。彼时观众的第一反应,亦非震撼,而是:“这画的是什么?”
大众在面对一种逾越既有认知框架的视觉语言时,那种夹杂着不安的兴奋,百年未变。
为什么在艺术圈“出道时被骂得越惨,日后封神越稳”比比皆是?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个略显残酷的艺术史事实:今天被奉为圭臬的诸多大师,在其时代的主流评价体系中,多数曾以“骗子”与“疯子”之名被钉于耻柱。
梵高。他生前大概无法想象,《星空》将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图腾。彼时,他的画作被评论界指为“色彩浑浊、线条粗糙得令人生理不适”。艺评人阿尔伯特·奥里埃曾撰文予以肯定,随即招致同行集体围剿,讥讽其为“对一个疯子的过度阐释”。梵高生前仅售出一幅画作,且系友人出于情面托购。圣雷米当地居民甚至联名请愿,要求将其送入精神病院,理由是“此人所绘之物,乃对审美的蓄意侮辱”。
塞尚。 今日被尊为“现代艺术之父”,而1866年的巴黎沙龙对他只有冷眼。评论家讥讽其静物画中“苹果是歪的,桌面是斜的,此人若非视力缺陷,便是存心愚弄公众”。连其挚友、作家左拉,亦在以他为原型的小说《作品》中,塑造了一个终告失败的画家形象,令塞尚愤而绝交。直至暮年,新一代画家才幡然醒悟——那个“形不准”的老人,实则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看方式”。
莫奈。 1874年首届印象派展览,艺术评论家路易·勒鲁瓦在其刻薄的评论中如此落笔:“《日出·印象》模糊、丑陋、肮脏的色调……连墙纸的草图都比这幅画完整。”他甚至将整个展览定性为“一群素描写生能力缺失者发起的暴动”。彼时公众抱着猎奇心态购票入场,结果确感“不知所云”——这与今日观众买票观看《牛来》的心理机制,如出一辙。印象派的最终确立,除了管状颜料普及等技术因素外,更关键的是他们坚持独立办展,八届持续的输出,终将“差评”淬炼为“经典”。
这套叙事模板,是否似曾相识?“太过幼稚”、“纯属垃圾”、“无法理解”——将这些判词中的主体替换为《牛来》,置于今日社交媒体的短评区,几乎无需调整语序。
艺术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其演进并非由“完美”驱动,而常由“冒犯”撬动。 一种新的视觉语言问世,必然要僭越旧有法则。这种“僭越”,在既得利益者的视角中,便是业余、是挑衅、是审美的滑坡。
不过我们有必要在此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马蒂斯与毕加索之成为大师,不在于他们“画得不似”,而在于他们建立了启发世界的新秩序。马蒂斯有野兽派关于纯粹色彩与平面装饰的理论体系,毕加索有立体主义关于解构与重构时空的哲学支点。他们是“破坏者”,也是“立法者”。
而《牛来》呢?目前来看,它完成了解构——解构了电影叙事的连贯性,解构了影像制作的工业标准。但它是否建构了一种可供识读、可供延续的美学新秩序? 尚无迹象。
我们承认这种“冒犯”的文化价值,但无意将其奉上神坛。 “被批评”仅是进入经典化流程的初级门槛,而“立得住”才是那道决定性关卡——就目前而言,《牛来》尚未触及后者。
那么,为何我们仍愿以相当篇幅讨论这部作品?
因为在现象层面,它呈现出的受众反馈具有显著的观察价值。社交平台上关于《牛来》的高频评价词汇集中于两点:“解压”与“真诚”。
当两声“妈~妈~”响彻社交媒体时,没有人的眼神不是清澈的。观众反馈中反复出现一个描述:观看《牛来》的过程不需要调动任何既有的观影经验,不需要预判剧情逻辑,不需要对画面精致度抱有期待。在一个短视频被“黄金三秒”法则支配、院线电影被顶级特效与严密叙事框架裹挟的时代,观众的信息接收负荷已达高位。《牛来》的“反叙事”与“反制作”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低压力的观看体验——其“粗糙”本身成为了一种娱乐缓冲。
关于“真诚”,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许多观众在玩梗之余,亦提及了影片结尾部分的立意处理。导演的动画技术显然未经专业训练,其创作方式(与年迈母亲共同手工制作动画)呈现出一种工业体系内罕见的“手工感”。在受众讨论中,这种“笨拙”并未被全然否定,反而被部分观众解读为一种可辨识的创作诚意——与主流动画工业高度流程化、高度可预测的生产模式相比,《牛来》的制作方式带有某种前工业时代的个体劳作印记。
在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市场中,一部作品的“异常”本身,便足以构成被讨论的理由。
事态发展至今,当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拉开。《牛来》早已溢出了一部电影的范畴。它已裂变为一场广泛参与的社会性行为艺术。
不妨梳理其构成:导演以极度原始的方式抛出一件“电影”产品,作为整个事件的“引信”。此后,影迷在社交媒体上自发二创、手绘海报,精致度远超原作——这是“延伸”;各地影院以手写板报的形式排片,将放映行为转化为线下事件——这是“场域”;品牌官号竞相下场,一边解构自身品牌调性一边蹭取流量——这是“介入”;连那些言辞激烈的差评长文,亦成为事件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反对声浪,这场“荒诞剧”便不完整。
可能,未来《牛来》在艺术社会学层面的意义,会远高于其画面本体。它催生了一场关于“电影何为”、“审美何为”、“艺术边界何在”的集体讨论。它像一面巨大的棱镜,折射出这个时代的集体文化心态——对精致叙事的倦怠、对工业标准的反叛、对更平等、更可参与的文化生产方式的渴望。
导演画了一个开场,无数观众、品牌、社交媒体,共同“画”完了这幅作品的剩余部分。这种创作主体与受众边界消融的共创形态,本身即是一个极具当代性的艺术实验命题。至于它究竟是时间的垃圾,还是未来的经典?别替历史进行终审判决。
认真围观,独立思考。